对临沂街那位卖馄饨的老人来说，卖馄饨是为了生活，敲木鱼是招揽生意的手段；对临沂街一带老人的顾客而言，吃馄饨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木鱼声则是一份空谷足音样的提醒。馄饨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木鱼呢？这东西是佛教用具，说它有着丰厚的文化蕴涵，我想肯定没人有异议。问题是出现在《木鱼馄饨》里的木鱼，不放置于寺院庙宇，声响也不出于或高僧或小沙弥之手，而是置于深夜的馄饨车上，由一袭布衣的都市小贩敲出声响。这是与实实在在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它是因此遭了亵渎，还是由此有了生命？作者的看法显然是后者。
卖馄饨的老人之所以选择用敲木鱼来招揽生意，“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种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致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粽子的人大声叫嚷，是他觉得有失尊严而有所不为的，最后他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这样的选择自然属于有一定层次的精神活动，文化的含金量很足。
吃馄饨的客人爱听这木鱼声的原因，除了那是“吃饭钟”外，静夜里响起的清脆而不刺耳的木鱼声，既是一份佛禅的警醒，也是一位寂寞中的良伴。用作者的话来说，“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
生活的“馄饨”与文化的“木鱼”结合在一起，便有了《木鱼馄饨》这样的佳构。“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作者的意思至此有了明确的表述：远离实际生活的文化不仅缺乏美感，同时也早失了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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