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砚历史?

作文网 2023-04-01 16:48 编辑:admin 289阅读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

关于远古时期的砚,《文房四谱》记载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这里帝鸿氏指的是黄帝,由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篆文”,由此看来,此条记载没有什么可靠性,此器可能为后世[赝字中厂字换广]鼎。现在发现最早的砚石有两方,一是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石砚长17.8厘米,宽14厘米,椭圆形,有大小两个凹槽,距今约5000余年。另一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石砚长8厘米,宽6.4厘米,平面略呈方形,一角略残,砚面及砚底平整光滑,面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臼窝。砚盖亦为石质,呈扁平梯形。两砚出土时臼中都残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它们都是兼有调色功能的研磨器。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其他文具,包括砚在内,也较进步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妇好墓(妇好为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即曾出土一件调色盘。周代的砚,在河南省洛阳市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以上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一些关于砚的记载,《文房四谱》上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述异记》上记载春秋时越大夫范蠡有石砚。

秦汉时期,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有石砚。砚由不太规则的菱状鹅卵石加工而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高2厘米。附有研石,高2.2厘米,亦为鹅卵石经简单加工而成。早期的石砚,大都为此种形制,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都是用研石将天然矿物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的。

汉代的砚出土的不少。如1981年在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漆盒石砚,砚长21.5厘米,宽7.4厘米,高0.9厘米。木胎砚盒,里外髹漆彩绘,内镶石板,石板上方有研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木牍等。在汉代古墓中,多有长方形石板出土,并配有精致的木盒或漆盒。这种石板或称黛板,黛板可研磨黛粉用以美容,《楚辞》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之语。石板也可研墨,用于绘画书写,因此也称为石砚。江苏省邗〔han含〕江县西汉墓出土有彩绘嵌银箔漆砚,此砚为木胎,平面呈凤字形,砚池中间有三角形泄水孔,羊首木塞。砚身髹黑漆,侧面饰贴银箔人物、禽兽,砚背朱色漆地,饰黑色云气及腾龙飞凤。我国漆器的发明与使用都较早,此件漆砚工艺精湛,绘饰精美,说明漆器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砚种的丰富与别致。漆砚在以后历代也有制作与使用。

1955年在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出土东汉石砚,砚分为砚盖、砚身及底部三足。砚盖雕成双龙盘绕,两龙口部衔接,颈下透雕,中腰盘转,四足匍匐。此砚也附有研石,砚盖内正中有一凹槽,砚盖与砚身相合时,适可容下研石。整个石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工艺精美。东汉石砚的形制与制作,比之多为简单饼状或素面板状的西汉以前的石砚,又前进了一步。1978年在河南省南乐县出土一方三足圆石砚,砚盖雕刻异常精美,浮雕六条相互攀缠的飞龙,阴刻龙鳞,四周刻饰翻卷水浪。飞龙六首攒聚,共戏宝珠,巧妙组成盖钮。如此巧布,尚属少见,实为汉砚杰作。更引人注目的是此砚有铭文44字,盖钮为“君”字,砚底中为“五铢”二字,砚口沿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二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砚石铭文对了解社会历史与砚主情况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是“文房四宝”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

除石砚外,汉代还有陶砚,铜砚等。陶砚如汉12峰陶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 9厘米,此陶砚为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砚周诸峰蝤崪〔qiúzú酋族〕,三面环抱,中峰下有一龙首,设有一孔可注水,左右两峰下各为一负山人像,余九峰环绕成半圆砚堂,砚身下为三足。陶砚设计新奇别致,整体和谐。汉砚中还有1969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出土的铜盒石砚,通称鎏金兽形铜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高10.5厘米。砚形为一伏地奇兽,双角双翼四爪,张口露齿,鎏金铜质兽体,通身镶嵌近百粒红珊瑚、青金石与绿松石小珠。铜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背部为砚盖,下腹部内为砚石,石面光洁润泽。砚盒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点缀华美,装饰考究,可谓富丽之极。它不仅为汉砚之珍,在砚史上亦属上乘佳作。

《齐民要术》引述东汉政论家崔寔〔shi 实〕的《四民月令》说,“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说明当时在小学幼童学习中,已普遍使用了砚,这也说明了汉代砚量增多。

从出土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砚式也富于变化,除长方形、圆形以外,尚有瓢形、峰形、箕形、异兽形等,许多砚还附有精美的砚盒。砚的制作日益精良,已由单纯的文具开始演变为工艺美术品。这些都说明汉砚在质量上,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汉砚在质与量上的提高与发展,也反映在对砚的理论认识上。《说文解字》上说:“砚,石滑也。”“砚,[石靡]〔mo莫〕也。”([石靡]为磨之本字)。《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这些对“砚”的解释说明,可看出从功能等方面,对砚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的品种更多,又出现了瓷砚以及银砚、玉砚、木砚等等。在砚形上,开始趋于定型化。圆形、长方形等成为基本形式。同时在砚体装饰上,也更加艺术化。

据《文房四谱》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这是说魏武帝曹操时,已有银砚。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这说明那时也有了玉砚。晋代傅玄在《砚赋》中有“木贵其能软”的话,《文房四谱》上便说:“因知古亦有木砚。”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我国原始瓷器约在商代出现。现在一般认为,一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有趣的是,近年来就有晋代瓷砚出土。1958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有青釉三足瓷砚,圆形砚盘,周边起沿,底有三熊形足,直径11.3厘米,高3.6厘米。此砚胎骨灰白,砚身及底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纹,是著名的“越州窑”青瓷制品。由于青瓷产地在江南,主要产地在浙江(如越州窑),因此在江南一带有较多的瓷砚出土。由于瓷质较坚硬,研磨时弹性小,使用时不甚理想。但在尚未发现专用石质砚材的地方,瓷砚可大量制作,能满足教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定需求。因此,瓷砚的出现与发展,在砚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晋代以后,直至清代均有瓷砚的制作。

除瓷砚外,也有晋代陶砚出土。1958年在南京的四座东晋墓中,出土四方陶砚,其中一为三足圆形灰色陶砚,墓主为颜谦妻刘氏,另外也在其他女性墓中有砚具发现,这说明当时喜爱翰墨的妇女为数不少。使我们联想起“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传说为卫夫人所著的《笔阵图》就谈到“文房四宝”:“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shuo 朔〕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文房四宝”比喻为兵械战阵,看来,这位巾帼真要“笔伐”了。

晋砚,除出土的与文献中记述的以外,也有反映在古代绘画中的。宋代米芾的《砚史》上就记载有:“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钅敖]〔ao傲〕者。”这说明米芾在顾恺之的画中,见到过有十足的、形如烙饼器具的铜砚。

南北朝时期的石砚近些年也有发现。如1975年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座南朝砖墓中,出土有兽蹄五足瓷砚,圆形,下有五蹄足,直径20.3厘米,高5.6厘米。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石砚出土,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石雕方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砚面中间有方形砚池,其余部分均浮雕乐舞、骑兽、蟠龙、禽鸟,砚体四侧满雕纹饰,浮雕力士、禽兽等。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都城为平城(今大同)。该地为北魏与西域诸国交往贸易的枢纽,在人文地物上,都受西亚的的影响。此件方砚的雕刻风格就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砚侧的莲瓣纹饰及肥硕力士,都具有西亚的风格;砚体上雕刻的鸟、兽、鱼、龙均为汉画像中常用图案,具有我国汉代艺术特色。这种完美巧妙的结合,既反映了当时发北魏平城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绘画、书法艺术的提高,都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砚型上更趋于圆形、箕形(长方形),砚堂与砚池连为一体。在砚材上,石砚与陶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在石砚的选材与制作上,出现了号称“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鲁砚与澄泥砚,揭开了我国制砚史上的新篇章。

隋唐时期的砚,出土与流传下来的都不少,特别是唐砚较多。1952年安徽省无为县出土一件隋砚,为赭〔zhe 者〕釉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9厘米,高6.8厘米。下为21蹄足,砚身与水池施赭釉,底及圈足内均裸露深灰色胎质,砚面微凸,周环以水池,此即为通常所说的“辟雍砚”。“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辟雍之名,是“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为何设计成此种形状?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解释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三国时代就已有辟雍砚,曹魏时繁钦的《砚赞》说:“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辟雍砚是利用文具巧妙进行教化宣传的杰作。

唐代的许多陶砚、瓷砚大都为辟雍砚。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22柱足圆陶砚,直径34厘米,高15厘米。圆形陶质,上层砚侧为乳丁纹及花蕾纹,再下排列着相间的凸雕兽面与乳丁纹。最下有22柱,柱首皆为兽头,柱底为兽足。

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唐多足白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9厘米,下有26个蹄足。我国历史上,瓷器开始出现时是青瓷与黑瓷,大约在北朝末期出现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在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唐代的白瓷是很著名的,以白瓷制作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砚,也是对此的很好说明。

1979年在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还出土有一唐双盂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5厘米。砚心微下凹,多蹄足,一侧有两个橄榄形笔插,通体施黄褐釉,色泽晶莹光亮,造型美观。这是一件带有笔插的辟雍砚。另外也发现有既带笔插又有水盂的辟雍砚。说明辟雍砚的形式在发展变化,功能也日趋完善。

在流传下来的唐砚中,有一方三堂梅花石砚甚为别致。此砚为双面砚,长方形,长27.5厘米,宽20.7厘米,高5.5厘米。一面为十字界开成双堂双池,砚池为两朵梅花;另一面为单堂,砚池为一朵梅花。石色深紫,砚体敦厚稳重。砚石双面利用,设计构思巧妙。

宋砚仍承隋唐砚风,以注重实用为主,较少装饰加工,长方形抄手砚为砚型主流。抄手砚是砚面略具坡度,自然形成砚堂与砚池,砚底掏空成两墙足的一种砚型。所谓抄手,是执握砚时,便于手抄砚底。因砚底掏空,砚重减轻,也便于持携。这种砚型,属凤字形系统,与唐代箕形砚一脉相承。也可说,抄手砚更早是从汉代长方形石板砚发展演变而来。抄手砚在宋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砚型可使砚面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既制作简易,又经济实用,是砚史上的常规砚型。

宋代也盛行瓦砚。从一些记述中看来,唐末与五代就已有瓦砚了。如《文房四谱》上说:唐末吴融有《古瓦砚赋》“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an 山〕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斫瓦为砚,就是制作瓦砚。《文房四谱》上又有五代时“僧贯休咏砚诗:……应念研磨久,无为瓦砾看。倘然人不弃,还可比琅玕〔lang gan郎干〕’”,也似在说瓦砚,并把瓦砚比为美石。

宋代瓦砚,《文房四谱》上说:“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chixi痴细〕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zhi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是说宋初有人以著名的曹魏时铜雀台的古瓦制作瓦砚,性能很好,可“贮水数日不渗”。历史记载,铜雀台瓦在制作时,是将所选陶土,经葛布过滤,并和以胡桃油,成型烧制而成,与普通瓦有区别。除用铜雀台古瓦制砚外,当时还有以汉代未央宫瓦制作的瓦砚。关于铜雀台瓦砚以及未央宫瓦砚,在清代《西清砚谱》中有图录与记述。虽混有“鱼目”,但仍可见些遗意。

唐宋以来,制砚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有许多砚著剞劂〔ji jue基决〕行世,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李之彦的《砚谱》,以及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砚谱》等,这些都是研究砚史的重要文献。

元代砚的形式,大体上为宋砚形式的延续,对各种砚材均有制作,风格略显粗犷朴拙。元代还出现一种暖砚。前面提到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正月砚冻开”,说明冬季有砚冻现象。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上说:“天气严寒,点水即冻,……砚上堆冰。”为了防冻,人们也想了许多方法,如“石灰泡汤,可以免冻,或预磨墨计,以管装悬怀中。”等。为了防冻,还发明一种暖砚,该书说:“冬月严寒砚冻,市肆俱用锡造笔筒形,下置油盏点火,上面研墨……制造三层砚,上层四面钩镶。中央用薄端石,以便磨墨。砚之高处,作锡池贮水,下层无底虚中,可置小炉一个,贮炭常暖。其中间一层,多积热水,令水气上蒸常湿。砚墨不即干燥,真是佳制。”这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种暖砚,分为三层,上层嵌以砚石,中层蓄水,下层为加热炭炉。较为普遍的暖砚只有二层,上层为砚石,下部设置洞堂,以燃炭火。有的暖砚,下部制成抽屉式炭槽,使用更为方便。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镂空刻花暖砚,为两长方形,制作相同之铜砚套叠组合而成。长17.1厘米,宽9.5厘米,高6.8厘米。长圆形砚堂,砚池呈半月状。砚侧四周均透雕蟠环,成有规律的缠枝纹饰。下层为抽屉式炭槽,屉面设有拉环。此外,北京首都博物馆也藏有元代石质暖砚。

清代诗人徐以升有《炙砚》诗:“文思忽飞扬,冰凝砚一方。炙余资石炭,化处受玄霜。调燮交离坎,中和适燠〔yu郁〕凉。不须呵彩笔,抒藻有辉光。”这是说诗人文思涌动,砚却冰凝,燃炭暖砚,炭黑冰白。调节水火,中和热凉。不须呵笔,词藻文光。暖砚增延了砚台使用的时间,拓宽了砚台适用的地域,有助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便利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确是一种巧妙的设计。

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制作风格由古朴趋向奢华,由简洁趋向繁缛。自明代始,砚上铭刻更为增多,颂祷、咏志、题跋、记事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砚铭铭记具有很高的史料用途,有的铭文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有的铭刻则具有书法欣赏意义。

清代的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砚材以外,更是极尽奢豪之能事,甚至出现了不具或少具研磨性能,仅视其稀少与昂贵才选择的“砚材”,如水晶、翡翠、玉石、漆砂、象牙、料器等。在砚体加饰的题材上,清砚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广泛。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云霞日月、山川景物、历史典故、人物神仙、金石碑刻、名家书画等无所不包。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仿古、仿旧、仿真的工艺砚。在雕饰上也出现了地方特色与不同流派。如有崇尚清秀隽永、高雅脱俗的“浙派”;有追求纹饰丰满、图案繁复的“广作”;有偏宠砚材昂贵、制艺精艳的“宫作”。文人置砚,以雅见长,带书卷气;民间备砚重用为本,具质朴味。清砚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是砚史上的辉煌时代。

清代砚坛的繁荣发展,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有整理、研究、论述与总结性的论著出现。《西清砚谱》以图文方式著录了清代皇家藏砚。该谱所录各类砚共计240枚,清高宗自序说:“内府砚颇夥,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因命内廷翰臣甄覈〔he核〕品次图而谱之。”《西清砚谱》编者为于敏中、梁国治、董浩等人。绘图为门应兆等人。砚谱所录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一部分是明与清初的镌品。“凡例”上说:“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pi辟〕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上艹下(左丹右隻)]〔huo 获〕村诸旧石属焉。”

《西清砚谱》另一特点,是除对砚加以说明外,都附有砚图。“凡例”上说:“前人谱砚,往往详于说而略于图,……是谱所绘尺度既用线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砚图之首,至其形制刻画,若蓬莱道山,兰亭等图,细至夔〔kui 奎〕蜗虫鸟,无不摹写入微,而于石质损驳、眼蛀金星、翡翠之属,尤极意皴染,各开生面,其有一图绘至三四面者。”砚图绘制尺度形模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

“西清”是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南书房又称南斋,为清初皇帝读书的地方。清代以宫廷丰富的收藏、雄厚的力量编制的《西清砚谱》,起到了以“文房之资,立言传道”的作用。《西清砚谱》是宝贵的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高凤翰的《砚史》也是很著名的“砚典”。高凤翰是清初画家,好藏砚,蓄砚1000多方,后择其精者,制铭撰记,手绘后自行镌刻,拓出砚图,题句诗文,钤以朱印,编制成《砚史》。高凤翰《砚史》共四册,题识书迹众体皆备,铭记文句意境隽永,实为美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

高凤翰《砚史》后经王相、王应绶以及著名书法家吴熙载等人筹划摹刻,得以流传。摹本存砚图112幅,共收砚165方。卷首有高凤翰自题“墨方开国”,次页有高凤翰造像的《云海孤鹤图》,并有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等人的序跋题识多幅。

在高凤翰《砚史》中,有许多关于名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等的记叙与论述。通过高凤翰《砚史》也可以了解高凤翰有关铭砚、制砚、藏砚的资料。高凤翰的许多砚铭、题识也都是佳作。如“陋铜雀,薄未央,陵云作赋声琅琅,试与掷地成铿锵”;“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

清代朱栋所撰《砚小史》说:“栋固不文,颇有此癖,所得端歙旧坑及古瓦研十三方,不减古人名砚,特名其斋曰十三砚斋’。”他收集历代论砚著作,整理研究,撰成此书。该书薛序中说:“取古今论砚之书,仿史家例共成四〔juan卷〕 (同卷字),曰《砚小史》。”该书黄序中说:“《砚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蕴藉,无一图不精彩。”该书主要论述端州、歙州、青州、潭州等地石砚及石末澄泥砚,古砖古瓦砚、玉晶玛瑙砚,铁铜银砚。关于砚的史论有12则,还有赋、文、诗、词与铭等,书后附有“十三古砚图”及“诸公之砚”。《砚小史》最后还附有“墨考”。《砚小史》取材广博,论述精当,是一本简明扼要的砚史读本。

清代吴兰修撰有《端溪砚史》一书,共三卷,上卷专论砚坑。中卷介绍砚材、砚式、砚值以及用砚、藏砚之法。下卷记叙了贡砚、开坑诸事。《端溪砚史》是介绍与论述砚石,尤其是端砚的名著,是了解端砚的必读之书。

清代的砚书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总和,为我们了解与研究我国古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以上所介绍的之外,著名的还有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皇家豪族的奢欲,文人雅士的嗜爱,砚品在开采、制作、雕饰、装潢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砚业,可谓砚论要著迭现,煌煌巨帙,壁立千仞。砚艺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耸壑昂霄。在砚史上,确已“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