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对高俅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个球踢得好的奸臣」的层面上，《水浒传》是典型的小说家言，用文人笔法将奸臣描绘的百恶无一善，尤其是经过了金圣叹的增删，高俅等反派的形象就变得格外单薄，堪比跳梁小丑。
但是最近听到王玥波的评书节目《水浒全传》（搜不到的可以去酷我畅听），他从不同角度剖析了高俅这个人物，我觉得很新颖，有所启发，就啰嗦出了这么一篇。
我发现，跟真实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样，历史上的高俅并没有那么不堪，和宋史上单独立传的童贯蔡京等人相比，高俅这个奸臣做得都并不出色，他的言行只能在他人的传记里暼得几抹浮光掠影。
高俅只是历史上的小角色，没那么多的精彩剧情，更没多少存在感。
但因为《水浒传》，使得在正史上籍籍无名的西门庆和潘金莲这种「平凡的好人」，还有高俅这种「平庸的恶人」不再面目模糊，而成为了典型人物的存在。
放在现代语境之下，梁山好汉一类的人已如传说中的人物一般鲜见，反而是高俅、西门庆和潘金莲式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身上暴露出的人性的弱点，反而更能让今时今日的读者有所感触。
因此，再用老眼光去看待和解读高俅这个《水浒传》中的头号大反派，就显得有些天真可笑了。
1、《水浒传》的流传史，就是对反派进行矮化的历史
宋代的民间传说很有意思，在批量产出英雄人物如梁山好汉、杨家将等人的同时，也批量产出同样鼎鼎大名的反派人物如潘仁美、高俅蔡京童贯等人，两派泾渭分明，也非常的脸谱化，几乎不会出现人性的灰色地带。
这是由民间曲艺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面对的观众和听众是平民百姓，所以无论是说书的还是唱戏的，都要将故事讲得通俗易懂，人物性格忠奸分明，方便受众们站队。
用反派人物的奸诈猥琐来衬托正派人物的忠义无双，以此来制造爽点——抗日神剧也是这套制作逻辑，且依旧大受欢迎。
这也就导致正面人物的形象在艺术加工中被一再拔高，而反派人物则被无限矮化，就拿高俅来说，王玥波在评书《水浒全传》中提到，施耐庵在原文里说他是「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虽然看不上高俅此人的品行，但施耐庵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文化，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像高俅这种有文化，思想又灵活的流氓才是最可怕的，这种人没底线，却善钻营，又豁得出去，一旦得势，于国于民都是天大的祸害。
但到了金圣叹这里，却大笔一挥给改成了「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这点细微的差别，我以前读书不细，没注意到，被王玥波点出来，我才算是再次体会到文人春秋笔法的毒辣之处。
金圣叹对水浒的增删，将高俅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使之成为了一个滑稽无能的反派形象，到了后世的评书、电视剧等作品中，高俅则更被矮化成一心跟主角团作对的反派工具人罢了。
但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故事里有正反两派人物，没能塑造出一个复杂而又有魅力的反派角色的话，那对故事本身是极大的损害。——这也是《三国演义》比《水浒传》文学成就更高的原因之一，因为三国里有曹操和司马懿这样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存在呀！
错了，再来：
所以前段时间听王玥波在酷我畅听上独家连载的《水浒全传》里开篇用了很重的篇幅讲高俅，还是挺令我惊喜的，他将高俅在史书上、水浒上以及金圣叹点评本上的高俅形象进行了对比和补充，让原本单薄的平面人物变得复杂立体起来。
2、制造出高俅的，不仅仅是高俅
正如前面提到的，施耐庵肯定了高俅是个聪明人，多才多艺，很多东西一学就会、一点就透，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以「踢得好脚气毬」发迹的，不可说不讽刺。
王玥波在评书里也提到了，历史上的高俅并不是只会踢球的小人，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一做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即高俅原是苏轼府上的书吏，颇具文采，得到苏轼的欣赏。
元祐八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前途险恶。因为爱才，他有意要为高俅寻一个好归宿，遂将高俅推荐给了曾文肃公曾布。但曾布以自己手下文书众多为由，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朋友王晋卿。
这王晋卿就是水浒传里的小王都太尉，他是神宗的驸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是他的小舅子，通过王晋卿，高俅搭上了当时还是端王的宋徽宗。
水浒传里说高俅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一朝得势就去报复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就因为他跟王升学棍棒的时候被王升教训过——请注意这是施耐庵典型的双标，英雄好汉报仇那就叫恩怨分明。
事实上高俅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对曾经的恩人苏轼，《挥麈后录》里记载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癅甚勤。」当蔡京等人迫害苏轼及其家人时，高俅非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及时伸出援手。
对曾在边关时常送助攻的老领导刘仲武，高俅一直与他保持友好关系，刘仲武打了败仗，高俅在朝中说好话，还推荐刘仲武的儿子刘錡担任大将，后来刘錡成为南宋的抗金名将。
这些都足以说明，高俅并不是天生的大奸大恶之徒，他之所以成为反派，无外乎是因为当时的朝堂需要佞臣、赏识佞臣，忠臣良将毫无市场，他选择了逢迎上意、投其所好而已。
他知道宋徽宗喜欢什么，就给他看什么，《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军队水上争标竞赛，搞的全是杂耍百戏之类的花架子。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先是吹吹打打，大造声势，后面的争标竞赛，又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远远望去很是热闹。
有人说这足以说明高俅是个不通军务的草包，非也非也，史书中记载他也是「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最终「以边功至殿帅」的，将军务作儿戏，无外乎是为了讨他的顶头上司宋徽宗赵佶喜欢而已。
这么看来，施耐庵将高俅放在水浒开篇的第一人绝对是有意为之，他花了很多笔墨去描写高俅的人物背景、性格、发迹的历史等等，很多人可能猜不透施耐庵用意为何，金圣叹则点出说：
「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零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零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不写高俅如何发迹，就不能理解为何在那个时代会有那么多人被逼上梁山，是时代造就了高俅，也是时代造就了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
最讽刺的莫过于苏轼是因为爱才因而将他推荐给朋友，可高俅却不是因为他诗书词赋上的才能被重用，而是因为踢的一脚好球而被徽宗赏识，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只能说高俅也是生不逢时啊。
如果生在别的时代，得遇明主，高俅也未必成为一名奸臣。
这种人生的无奈大概会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社会对我们的毒打，或者说塑造，而大多数的人的选择都是眼看着活成了曾经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高俅也不过是其中一员。
3、高俅这样的「帮闲」：我们总是习惯轻视会玩的人
高俅的生不逢时还体现在他会玩这一点上。
《水浒传》中写高俅的发迹史中有很关键的一笔，是他因为会玩而做了「帮闲」。
除了高俅，还有《金瓶梅》中的应伯爵等人，都是以宋朝为背景的小说中著名的帮闲形象，后世那位陪太子玩蛐蛐玩成宰相的贾似道也算是著名帮闲，再扩大点打击范围，其实追溯到司马相如、李白等御用文人，也逃不开帮闲文人的名号。
这种职业在今时今日依然存在，王思聪总不能一个人玩儿吧，围着他和他一起玩儿、教他怎么玩出更多花样的人也是帮闲。
甚至有些人专门以此为业，诱惑那些刚刚发迹的富一代，或者不务正业的富二代们去沾黄赌毒，设圈套陷阱让他们往里面钻，算计他们的全副身家。
怎么看，帮闲都是负面形象。
我们的传统思想里历来对这类不事生产却精通玩意儿的人一律持贬斥态度，因为我们一贯将玩乐视为走正道的大敌。
比如高俅早先帮闲的王员外家的儿子，就是爱好风花雪月不爱读书，王员外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就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帮闲们的身上，一纸状书告到开封府，把高俅判了个流放。
看看王员外这熟悉的操作，就和后来的家长怪电视教坏了孩子、《古惑仔》电影教坏了孩子、游戏厅教坏了孩子、网游教坏了孩子、手机游戏教坏了孩子……等等一模一样。
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只是怪罪的对象不断改变，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教育问题，也不屑于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殊不知并不是所有的玩乐都是不务正业，人生也不是只有读书一种出路，「会玩的人」在现代完全有土壤混的风生水起。
就像王玥波说到此节处自嘲，如果自己生在古代，不也是被人看不起的下九流，说不定为了生活也成了帮闲的一员。
是啊，我早十年也不敢想现在说相声评书的都能有饭圈顶流待遇，妙龄少女时不时地就对着长得不怎么周正的相声演员「缱绻」起来，「咯噔」一下呢。
高俅如果生在现代，完全没必要去做混吃混喝的帮闲，白惹人家家长讨厌。
如今，别说是会「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这么多花样，略微有一两样精通就是职业人才了，再不济再不济，当个网红或者主播带带货总也可以了。
只是在水浒的那个时空里，高俅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他和其他的梁山好汉们，都空有一身本事却被社会现实生生逼成了奸臣或流寇。
本质上，高俅和被逼上梁山的宋江、林冲等人没有区别，在健康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完全应该有上升渠道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最次也能拥有一份安稳的生活。
但在黑白颠倒的社会里，有能力的人都被逼的没有活路，只能靠出卖别人或者是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活下去。
所以，高俅之于《水浒传》，就像甄宝玉之于《红楼梦》，是与主角互为镜像的人物，梁山好汉和贾宝玉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人格和美好期望，而高俅则代表的是赤裸裸的现实，容不下一点点温情和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