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渔鼓在明朝中期时兴跑江湖，即一人或多人抱渔鼓出门讨生活，背井离乡，靠渔鼓谋生，主要是为了迎合店家，满嘴油腔滑调，换来一点报酬，却养活了渔鼓艺人和他的家人。
明朝末期，打渔鼓还有“敬龙头”习俗，“龙头”即当地有势力的“地头蛇”，卖艺为生的渔鼓手，每到一地，须向“龙头”朝贡，要不然就混不下去，有人不信邪，得罪了“龙头”，连渔鼓行囊都保不了，渔鼓艺人的生活十分凄苦。五四运动后，白族打渔鼓筒者开始活跃，文化味渐浓，艺术感加强，唱词多，观者众。
张家界桑植白族打渔鼓筒与土家族不同之处，在于伴奏乐器。土家族打渔鼓筒用的是“竹筒子”和“筒板”，而白族除“竹筒子”外，还有钹和一根筷子。打时，左手抱竹筒（称渔鼓），手边挟一只金钹，右手持筷子，一边演唱，一边拍打渔鼓和钹，发出的乐器声优美而清脆。多情的渔鼓调，经过悠长历史的沧桑砥砺，如今成了白族人联络感情传诵亲情的最好声音。
桑植白族打渔鼓筒，在旧时一般由民间艺人演奏，主要是跑江湖拜码头，大多数渔鼓艺人为生计忙碌。有一人单独打，两人合作打。打时可站可坐，还可以边打边走。两人共打，唱声一洪一粗，间或附以帮腔，十分和谐。如走马坪流行的渔鼓调《拜码头》，甲唱：“屋里没得柴，抱个渔鼓跑出来，讨点打发就回来！”乙唱：“懒人无懒命，裤子当枕头，出来跑码头！”甲再唱：“我码头拜了十二个，肚里没赚到油，（想）东家的猪脑壳肉！”乙唱：“我们生得贱，出门说油盐，渔鼓一响讨封赠（红包）！”一唱一合，风趣有味。
农闲时节，渔鼓有了市场，有了名气，有了传承人。一般是艺人们走进别人屋后，见子打子，见谁唱谁，比较活泼，加上有些人家图人多气旺，至于演什么唱什么全交给了艺人，给了艺人们宝贵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但那时打渔鼓者生活仍然艰辛，常年在外东奔西跑，勉强糊口，养家较为困难。人们给打渔鼓筒艺人报酬很微薄，家底窄闭（白语指穷困）的人家。有时仅烧茶水代替薪金，甚至用一个红苕，两个梨等充当慰劳品，打渔鼓者必须按行规照纳不误，渔鼓艺人收获的除了辛酸还是辛酸。
清朝末年，一些有水准的老艺人，在打渔鼓筒时开始歌颂白族祖先（本主），如洪家关陈家村一带的民间艺人，打渔鼓唱：“我老家住三户洛，陈吉陈亮把路修，造田置地发了财，王占做了上门婿……”因为陈吉兄弟是三户洛白族的本主，芙蓉桥滥船里的艺人，打渔鼓唱当地的高氏婆婆：“后生你莫耍口白（指说大话），你的爷爷是高怀德。高家里又出了个高桂英，拖儿带女好辛勤，一心照顾民家人，很难找到其身影，人们设她为本主，有灵有感渡众生……”因为高氏婆婆是明朝民家人的女本主。
解放后，打渔鼓筒在白乡村寨偶尔一现，很难看到有两人共打的场面，传统的打渔鼓筒讨吃喝，已渐渐成为了历史。民家村寨生活有了保障，民间艺人再也不愿抱着渔鼓筒携着行囊走四方卖唱了。偶尔也有人抱渔鼓筒在村庄周游，唱着老调，人们觉得它不再有新鲜感，渐渐失去了观看兴趣，总责怪渔鼓，打法单调，唱词枯燥，缺乏活力，少了生气，这一“责怪”，使曾名噪一时的白族渔鼓就很少发出响声，再也走不出了大山沟。当今白族地区打渔鼓筒，大多属表演性质。由老艺人上台展示技艺，内容离不开思祖念乡。如芙蓉桥老渔鼓筒艺人唱《麦草帽帽十八转》，就表达了一种寻根问祖思念故乡的情感。
有一年，桑植有了白族学会，云南大理10多人来桑植，到芙蓉桥慰问，年迈的白族老渔鼓筒手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边打边唱这首歌，语音朴实，情感充沛，感人至深，将10多位在场观看的大理白族人唱得泣不成声，纷纷上前，紧紧拥抱，用以一颗久违赤诚的心，温暖着老艺人的思念之情，一种同根同源的乡情油然而生。直惹得大理亲人盛情相邀：“您明年三月，大理打渔鼓去，坐飞机去！”可不久，这位80多岁的白族老渔鼓筒手，最终没有去成大理，就随着他的渔鼓调去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