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名人自述的作文怎么写
成龙
从演死人开始
我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童星做起的，大约6岁的时候，爸爸把我几乎是卖到了戏剧学校，从那以后就开始跟着师父学京剧。那时候很苦很苦，我只要有饭吃、有觉睡就很知足了。拍的第一部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开始的时候我只能演死人，第一次演的时候，导演狠狠地骂我，不要动，你已经死了，肚子还动什么，这时候我很沮丧，觉得自己居然连死人也演不好。后来我开始细心地琢磨，什么时候应该吸气，什么时候应该闭气，什么时候镜头会对准死人，该怎么死，这样，一次又一次，我终于成了死得最好的人。
给人擦车用牙签挑缝
我当年的梦想是做一个武术指导，因为我觉得他很威风。要做一个武术指导就要先懂得镜头，我做了两年拿镜头的人，扛了两年镜头。
那时候电影圈武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地位很高，有许多小弟、跟班，我也混在中间，算是小弟的小弟。为了能让他注意我，当我知道他来片场铁定要经过哪些地方时，我就每天都站在那里，在他面前露一脸，让他看见我，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停下车问了我一句：你是跟我的吗？我说是。他于是让我上他的车，一路上我坐得很规矩，什么也没说。到片场以后他让我帮他擦车。我这一辈子就没擦过这么干净的车，每个缝隙，都用牙签来挑干净。后来他就每天都接我上班，我每天都帮他擦车……最后我终于成了这位武指身边的红人。
我不是教你们拍马屁，可是搞艺术的人就是要想法子让别人注意到你。那时候，为了让报纸能报道自己，我什么都干过，还别出心裁地戴墨镜，希望媒体能关注到我，没想到，报纸登出来就把我给剪了。后来，我又想法子，在拍照的时候，就拼命挤在主角旁边，近得报纸都剪不掉，这样好了，终于登了，露脸了。
脑袋开刀
众所周知，成龙拍戏是那种不要命的，敬业到了这种地步在演艺圈中已是很难找到第二位了，而关于他在拍戏中究竟受过多少伤，最终还是被一个学生问了出来。
受伤次数数不过来，像这里断过一次，这里断过三次，这里烧伤过，这里烂过，这里裂过，这里开过……反正从头顶到脚趾，全身没有一处没受过伤的。以前拍电影没有保险，拍火戏时，我用真火，眼毛都烧没了，真火和假火是两回事，拍戏时就是在玩命。我的电影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谈，而且拿到法国好多大学去当教学资料，我觉得很骄傲。要说我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次受伤还就是我脑袋开刀那次。那时候在南斯拉夫，又有战乱，医疗水平也不高，我真以为我会死掉。因为那个事情的影响，我现在做事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我只想今年做什么，不想后年。生命是这么脆弱，所以我不会浪费我每一天的生命。我不说我对得起社会，但最起码我对得起我自己，应该说，开刀那事把我整个人生观都给改变了。
幸运只能用几年
很久以前，曾有报道称：某年成龙的全年收入几个亿，很多年轻人艳羡得不得了，当时成龙就说：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是多少年拼出来的。年轻人不应该总看到人家的收获，不想想人家的付出。此刻，面对百余位做着明星梦的中北英皇学员，成龙再次毫不客气地对如今青年人身上的弊病予以批评。
作为艺人要有多方面的才艺，在美国，我从和人家沟通A、B、C都不会讲，到今天我能在美国电视台做直播节目。听不懂没关系，要知道问。我是山东人，以前不会讲山东话，但是我现在会讲山东话，会讲上海话，会讲福建话，会讲韩语，会讲一点日语。以前老一辈的演员像洪金宝等，除了漂亮的演技，还会唱歌还会跳舞。现在的演艺界、歌唱界的年轻朋友才技不够，他们有很好的环境，十五六岁就出来唱歌，但是唱也唱不好，填词也不会，弹也不会，只是很漂亮或很帅，只是很幸运地有人把他捧出来。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冷掉的。我们讲的是实力，幸运只能用几年，实力却会永远。
名人演讲稿 要短一点的 急用！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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